在2016年杭州G20峰会上一个很重要成果是通过了《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数字经济受到了全球的普遍关注。该倡议指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6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世界经济加速向以网络信息技术产业为重要内容的经济活动转变。我们要把握这一历史契机,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要加大投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

　　发达国家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走出经济低迷状态的诺亚方舟,事实上数字经济对发展中国家的跨越发展作用更大,与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相比,数字经济对贵州更是难得的机遇。贵州省委和省政府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的决策部署,培育贵州发展新动能、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促进经济提速转型发展,及时制定和发布了《关于推动数字经济加快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出台的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文件,这一举措领先于其他省市。贵州前几年首先提出打造大数据产业基地,为数字经济的发展营造了良好氛围,数字经济的发展将夯实大数据产业基础并扩展大数据的应用,带动贵州信息产业的发展并为贵州提供更大的信息产业市场,同时推动传统产业与信息技术融合和转型升级,培育和做大生产性服务业,在社会治理和民生服务中也会使广大人民受益。

　　《意见》将数字经济分为“四型”,即资源型、技术型、融合型和服务型。在经济学中的资源型经济通常指自然资源,在数字经济中转义为大数据资源,美国麦肯锡公司就曾经将大数据比喻为石油,资源型数字经济包括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分析和交易过程的经济活动。技术型经济的提法比较少见,《意见》中的技术型经济指的是信息产业经济,或者说是信息技术对经济的直接贡献部分,包括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通信与广电服务业,以及与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有关的新兴产业。融合型经济针对两化融合,指的是信息技术在传统产业中应用的效益,反映实体经济通过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的成果,也可以说是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间接贡献。传统的服务型经济指的是三产,服务型数字经济则包括基于信息技术重新定义的消费型服务,例如智慧旅游、智慧医疗和智慧教育及数字创意产业等,也包括互联网金融和电子商务及智慧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四型”数字经济所包括的范围与美国埃森哲公司在2016年6月发表的《数字颠覆:增长倍增器》一文中关于数字经济的描述有所发展,该文指出“数字经济概括为各类数字化投入带来的全部经济产出。数字化投入包括数字技能、数字设备(软硬件和通信设备)以及用于生产环节的数字化中间品和服务。“四型”则更强调大数据资源的作用。尽管对“四型”数字经济中个别名称的提法还不一定有共识,但从四个维度来分类比较全面,主攻重点比较明确,发展抓手是清晰的。

　　国内外的一些咨询机构分别提出了对数字经济衡量的不同方法。麦肯锡公司在2014年7月发表的《中国数字化转型:互联网对生产率与增长的影响》报告中采用了支出法来测量数字经济,分别计算个人、企业和公共设施及贸易四方面在创造和使用互联网及服务中支出。美国波士顿公司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在其2012年发表的《G20互联网经济》报告中分别从投资、消费、净出口和政府支出四方面计算数字经济对GDP的贡献。上述两种评价方法得出中国数字经济不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结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16年9月发布的《中国信息经济白皮书2016》基于产出来衡量数字经济的影响,即信息通信产业本身的增加值与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在其他行业带来的增加值之和,得出2015年占中国GDP的27.5%,贵州提出2020年数字经济的增加值占地区GDP　30%的目标对应的也是这样的计算方法。采用同样方法测算美国2014年数字经济占比已达69.39%,可见与上述两种方法相比,产出法更看重两化融合的效果,在工业互联网方面我们还刚起步,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欧盟在2016年5月发布的《数字化进展报告》使用个人和企业所能享有的信息化服务水平来衡量数字经济的发展状况。美国埃森哲公司分别从数字技能、数字技术(包括软硬件与通信)和数字加速器(包括支持企业发展的环境、文化和行为)三方面创造的价值来衡量,将从事数字化相关工作的劳动人口占比、数字资本存量在资本总存量的占比等都作为评价因素。可以说埃森哲公司的分析方法更看重数字经济的发展生态与潜力,即数字经济的软实力。该方法计算得到2015年数字经济在GDP的占比,全球成熟经济体为28%,中国为10.5%,与前述几种衡量方法相比中国的差距更明显,这表明中国需要在培育数字经济发展的生态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

　　《意见》重视全方位营造和完善发展数字经济的环境,包括探索地方立法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法制保障,深化改革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创新对数字经济发展的财税和投融资支持,加快建设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安全可控的信息基础设施,强化对双创企业的扶持,着力培育数字经济新型市场主体,加大人才引进、培育与培训的力度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意见》显现了贵州发展数字经济不忘初心,推进数字化精准扶贫,明确提出到2020年打造6000个贫困村电商扶贫试点；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推动各类公共服务的数字化升级,提供更便民的服务,让贵州的百姓和企业都能享受到数字经济发展的红利。

　　《意见》明确了推动数字经济加快发展的组织保障和各项任务的牵头部门和责任部门,也部署了监测分析与督查评估。真正使该《意见》落到实处,重要的是执行力,数字经济需要数字政府,在政府数据的共享和开放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数字经济需要大众参与,要将推动贵州数字经济加快发展转化为贵州民众的行动,其中企业是关键。企业是贵州数字经济发展的主体,信息技术企业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先锋,但传统产业的企业是基础,其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的进展决定数字经济发展的快慢,《意见》需要对传统产业的企业给予更多的重视,进一步完善对传统产业的企业信息化改造的政策,调动传统产业向数字经济发展的积极性,释放供给侧改革的红利。以大数据战略牵引,贵州这几年经济增速位居全国前列,相信加快数字经济的发展将为贵州经济增添新动能,不仅继续保持经济增长的活力,还能尽快改变贵州人均GDP后进的面貌,真正实现数字经济惠及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