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表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生育率下降是全球生育率普遍下降的一部分。人口生育行为作为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除受生育政策影响外，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妇女受教育的改善以及婴幼儿死亡率下降和人口预期寿命提升等都会在不同程度上降低人们的生育意愿。未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仍面临较大的下降压力。为此，我国需进一步完善人口生育政策，降低育儿成本，以扭转生育率持续偏低的现状，确保人口与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全面二孩”、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转型、总和生育率

　　人口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受多种因素影响，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满足正常人口更替需要的2.1水平，不仅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断加剧，从长远看，人口生育率过低还将导致人口活力下降，人口规模趋于萎缩，从而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显著负面冲击。在此背景下，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生育政策。在2013年放开单独二胎后，2015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决定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2016年我国总和生育率已经回升至1.7。

　　但另一方面，除人口政策外，人们的生育行为还受复杂的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多种因素影响。在经济社会深刻转型的大背景下，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仍处于变动期。经济、社会等因素变化对人们的生育行为有何种影响？未来我国人口生育率能否回升至更替水平？很显然，回答这些问题对进一步完善我国生育政策有重要意义。在本文，笔者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相关经济、社会文化因素变动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以此为基础，对未来我国人口生育率的走势情况进行研判。

　　一、生育率下滑非我国独有现象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总体处于较高水平。此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以来，我国人口生育率出现迅速下降。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1960-2014年，我国总和生育率由5.75降至1.56，下降了4.19，降幅达72.8%。而根据近年来我国的人口普查数据推算，2010年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为1.18,2015年则为1.047。虽然由于漏报等因素影响，普查数据可能低估了我国的生育率水平，我国生育率水平总体偏低则是大部分学者的共识。

　　另一方面，从全球视角看，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生育率下降是全球生育率下降的一部分。下图1给出了自1960年以来，我国及部分国家、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变动情况。从该图可以看出，与我国情况类似，1960-2014年间，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都出现了显著下滑。例如，在我国的主要邻国中，韩国总和生育率由1960年的6.16下降至2014年的1.21，下降了4.95；在此期间，虽然印度生育率下降幅度不如我国和韩国那么显著，但其总和生育率也由5.91下降至2.43，下降了3.48。另外，图1也表明，在所考察的时间段内，全球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总和生育率由5.60下降至2.35；而全世界平均总和生育率则由4.98降至2.45，下降了一半左右。

　　图1我国及部分国家、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实际上，对全球各国总和生育率的变化情况进行考察可以发现，1960-2014年间，全球190个有数据的国家和地区中，仅有3个国家总和生育率略有上升，而我国在这段时期生育率下降水平在全球排第45位。由于大部分国家在此期间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这意味着除了生育政策因素外，影响人们生育行为的还有其他因素。以下，本文将利用相关计量模型，对影响生育率的经济、社会等因素进行量化分析。

　　二、生育率下降是社会经济变化的综合结果

　　以上的分析表明，除了计划生育政策外，人们的生育行为还深受许多其他因素影响。基于现有的生育行为相关理论和实证文献，本文以下将重点考察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女性受教育水平及就业参与情况、5岁及以下儿童死亡率、预期寿命、老龄化等变量对人们生育行为的影响。在报告相关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之前，我们首先通过散点图对一些主要因素与总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做简单的分析。

　　图2生育率与部分经济、社会因素相关关系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从图2可以看出，除妇女就业参与率外，大部分变量与人口总和生育率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中，如果以人均GDP与城镇化率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图2上面两幅散点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总体趋于下降。与此同时，图2中间两幅散点图表明，虽然妇女就业参与率与人口生育率之间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相关关系，但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以中学入学率衡量）则与人口生育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图2下面两幅散点图则表明，随着5岁及以下儿童死亡率的下降，人口总和生育率也将出现下降；而以老年人口抚养比衡量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则与人口生育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为了进一步衡量主要社会经济因素对人口生育率的影响，基于1960-2014年全球217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下表1报告了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各经济、社会因素对总和人口生育率的影响[1]。

　　表1人口总合生育率固定效应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从表1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生育率的重要因素，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总和生育率总体趋于下滑。具体而言，表1的估计结果显示，按照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人均GDP每提高1个百分点，人口总和生育率将下降0.001；与此同时，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总和生育率将下降0.02。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该估计结果与人口转型的历史进程基本相符。大量的历史文献表明，人口生育率的持续显著下降首先发生在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此后才随着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在世界各地不断扩展。

　　除经济发展外，与散点图所揭示的情况类似，虽然女性劳动参与率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总体不显著，但女性接受教育情况则对人们的生育意愿产生明显影响。在表1中，女性受教育情况分别采用女性小学入学率、女性中学入学率和女性高等学校入学率来衡量。表1的估计结果显示，女性小学入学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人口总和生育率将平均下降0.004；与此同时，女性中学入学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人口总和生育率将下降0.011。另一方面，女性高等学校入学率则与生育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该比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人口总和生育率将提高0.003。这种状况表明，女性的受教育状况与人口生育率之间的关系并非线性关系。

　　另一方面，表1的估计结果也显示5岁及以下儿童死亡率以及人口预期寿命也会显著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估计结果表明，5岁及以下儿童死亡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人口总和生育率将下降0.004；同时，人口预期寿命每提高1年，人口总和生育率将下降0.015。此外，与表2散点图中所揭示的老龄化与人口生育率存在的负相关关系不同，表1的估计结果表明老龄化程度加深将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其中，老年抚养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人口总和生育率将提高0.016。这可能是因为，在图2的散点图中，我们仅使用了2014年一年的数据，而在估计表1时我们使用了自1960年-2014年共55年数据。当然，这也有可能因为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政府倾向于采取更加鼓励生育的政策，从而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同时，老年人口在子女生育下一代方面能够提供大量帮助，这也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生育成本，提高生育水平。

　　表1的估计结果还显示，政府对教育的投入状况也对人口总和生育率有显著影响，政府教育支出占GDP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人口总和生育率将下降0.018。直觉看，政府教育支出提高可以降低家庭的教育成本，从而提高家庭生育意愿。对于该估计结果，笔者认为可能是因为与低收入国家相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水平越高。

　　三、长期看我国人口生育率仍面临下降压力

　　由于人口生育率长期偏低以及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目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失衡问题愈发突出，突出表现为未成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持续下降，而中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则呈加速上升势头。《中国统计年鉴2016》数据显示，仅2001-2015年间，我国0-14岁的未成年人占总人口比例由22.5%下降至16.5%，未成年人口绝对数量由28716万人降至22715万人，减少了6000万人；同期，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由7.1%上升至10.5%，绝对数量由9062万人增至14386万人，增加了5320万人。许多研究显示，不断失衡的人口结构已经开始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显著的冲击。未来随着这种失衡势头进一步加剧，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也在不断加大。

　　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近年来我国正加快完善生育政策。2013年，我国决定放开单独二胎，此后，在2015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决定在单独二孩的基础上实施全面两孩政策。通过不断完善生育政策，我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人口生育率持续偏低的势头，2016年人口总和生育率回升至1.7的较高水平。但应该看到，目前的生育率反弹带有一定的补偿性质，同时，即使是1.7的总和生育率也与保持人口更替所需的2.1有较大差距[2]。更重要的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人口生育率总体仍面临较大的下降压力。

　　表2给出了我国及OECD国家影响人口生育率的主要经济、社会指标情况。从这些指标看，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OECD国家平均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基于上文实证分析结果，未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逐步向OECD国家平均水平收敛，除女性高等学校入学率及老年抚养比上升会对我国总和生育率产生正面影响外，其他主要指标的变化都将导致总和生育率趋于下降。为了量化衡量这些变化对我国生育率的影响，我们假设经过若干年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达到了OECD国家目前的平均水平。根据表1的估计结果计算可知，在给定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这种变化将导致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在目前的基础上再下降0.5左右，而其中，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城镇化率的上升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因素。这也意味着，如果不采取更加积极的生育政策，未来我国人口生育走势仍不容乐观。

　　表2  2014年中国、OECD国家主要社会经济情况及对生育率走势影响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近期，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明确指出，生育率长期处于更替水平之下，生育率存在长期走低的风险是当前我国人口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挑战。本文的分析表明，虽然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生育率大幅走低，但从全球的视角看，我国生育率下降是全球生育率下降的一部分，而作为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人口生育率的持续下滑是经济社会发展与生育政策等综合作用的结果。为了遏制生育率下滑势头，努力改善人口总体结构，我国还需继续加大改革力度，继续完善各项生育政策，努力提高适龄人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这包括：

　　一是要继续加大对女性权益的保护力度，努力消除育龄妇女就业歧视，适度延长生育假，提高生育津贴发放水平。要加大对限制公民依法行使生育权不合理规定及行为的查处力度，对女性员工生育造成的用工成本增加，政府可考虑给予用工单位适度的财税补贴，降低用工单位成本损失。

　　二是要加快婴幼儿照料、托管服务业发展。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进行的调查显示，孩子无人照料是60.7%的家庭放弃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未来，随着我国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祖辈在参与婴幼儿的照料看管方面将受到更多限制，从而会进一步加剧婴幼儿的照料问题。为此，必须加快发展婴幼儿照料、托管服务业，规范服务标准，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努力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

　　三是要努力降低子女养育成本。子女养育成本是家庭生育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子女养育成本也水涨船高，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家庭生育意愿。为此，政府一方面应进一步规范全学前教育、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计划生育等基本公共服务收费标准，同时应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建立子女养育公共成本分担机制，提高家庭生育意愿。

　　四是要实施更加积极的生育政策。通过先后实施单独二胎、全面二胎政策，近年来我国生育率出现一定程度回升。但我国总和生育率仍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生育水平仍有较大下行压力。人口问题影响深远，为此，必须加快转变计划生育政策工作思路，推行更加积极的生育政策，探讨实施全面放开生育政策，保障公民基本生育权利。

　　[1]通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控制不随时间变化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例如文化、宗教、地理等。

　　[2]实际上，如易富贤所指出的那样，总和生育率2.1是发达国家为实现人口更替所需的平均生育率水平。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婴幼儿死亡率较高，为了满足人口更替，所需的总和生育率要高于2.1。

　　[3]其中，中国数据为2015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数据；OECD平均为2012年世界银行数据。